“信息事中信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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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新中国第一代信息史学家，也是新中国情报学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

——他是新中国资历最深、教龄最长的信息史学家之一，至今已培养了50多名博士生。

——他执笔的《中国近代新闻史》，主编的《中国信息事业通史》、《中国信息事业编年史》等成为信息史学科的承担者。

——70岁学计算机，80多岁开微博，近90岁玩微信。 他是同龄人中的“潮人”。

“封笔”多年的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94岁的方汉奇最近“出山”，对抗疫情发声。

(年1月，方汉奇(前排正中)在人民大学信息学院与教师合影。 李俊伟摄)

反抗“新冠”，退伍军人报告！ 》的复印件是方汉奇回应新冠抗击肺炎疫情的征文活动，将刊登在最新一期的中国信息史学会学报——《信息春秋》上。 在文章中，他分享了他对疫情的见闻和思考，向所有抗疫英雄表示敬意。 据这位情报史学者称，在写实的现在，将会给子孙留下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疫情期间，一生与这段信息史打交道的老先生也在用自己的方法记录历史——写日记。 这是他半个多世纪的习性。 日记中拍摄了由于学校关闭而降温的人大校园，记录了校医院医生送来的两个月的药品，以及小菜场“火力侦察”店的营业情况。 正如信息广播一样，各日记的开头附有确诊病例、新增病例等最新疫情数据。 “我的日记只是报道，不是抒情，不讨论。 今后这些都是史料，”方汉奇说。

在学术界被誉为“泰山北斗”。 在年轻的情报学子心中，他是“祖师爷”的正常存在，“教科书中的传说”。 在信息教育研究行业奋斗了70年，捞着封了很久的信息史，紧跟日新月异的媒体浪潮，他虽然自称退役的信息退役军人，但依然耕作、守望。

进入人生第94个年头，方汉奇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书房度过的。 这个三方环本，30平方米以上的空之间，书架从地板到天花板，每层都“隐藏”着两层的书，地板和桌子上也像小图书馆一样堆积着。

要不是瘟疫，他的书房每周都会接待无数慕名而来的客人，从政府要人到社会名流，从专家学者到年轻学子。 他习性一人，过着简单有序的生活。 每天6点多起床，手机、电脑、报纸、电视4种媒体一天中交替上台，做最多的事就是浏览、下载各种文案信息，让“门下生”完成博士课程，晚上12点睡觉 他用自己的话说:“瞪大眼睛，忙得熄灯。”

方汉奇上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还是年？ 那一年，他获得“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奖金100万元。 刚获奖，他决定把奖金捐给中国情报史学会，支持学术研究。 结果，转账当天，银行工作人员认为眼前的白发老人遭遇了诈骗，陪同人员也以骗子的身份“盘问”，并报警。 这个经历被媒体冠以“冬季最温暖的乌龙”。

这也不是他第一次捐款了。 早在60多年前，刚在北大任教的他，就收集了3000多种旧报纸，其中不少报纸如民国时期的《时报》、《强学报》等。 之后，被称为《海内孤本》的8本《述报》也捐赠给了苏州大学图书馆。 几年前，方汉奇又把凝聚了几十年心血的数万张学术卡交给了人大信息学院信息史教学团队。 卡片上满是具有史料价值的剪报、书信、读书笔记等。

以方汉奇的博士生、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副院长王润泽的印象，第一次看到老先生流泪，是20世纪30年代在北师大二附属小学上学时，他说:“方老师身上的国家情怀，以及对教育事业的拳头之心，对我们的后辈来说远远比不上。”

当时全班同学都去动物园玩，被占领华北的几个日本军人及其狗公然制止队伍，嘲笑带队的女老师，听老师的。 受了这巨大的侮辱，同学们马上回到学校，躺在桌子上哭了起来。 之后，他每次说起这件事，声音都哽咽，很生气。

爱国，是在战火硝烟中成长的一代知识分子心中最深的烙印。 少年时代，火热的战地生活让方汉奇向往，最大的理想是做范长江一样的记者，可以冲锋在前线。 高考时，他的志愿是“非信息类不填写”，最后被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信息类录取。

但是，由于家庭背景的影响，方汉奇大学毕业时没有成为记者。 阴差阳错进入上海信息图书馆，从事《申报》史料整理工作。 那里，出版78年的多本《申报》一层高，他花了3年多时间仔细研究。

他是这样自豪地写的。 中国是世界上最先拥有报纸的国家和最先印刷报纸的国家。 中国这片土地上相继出现了6万多种报纸、1000多家通讯社、200多家广播电视台、千万多名优秀信息从业者。 中国的信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异常丰富的复制品，是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信息史上都无法比拟的。

用一块砖盖信息史学科大楼

情报记者一直扮演着社会的守望者。 在方汉奇眼里，信息史研究者是信息事业的守望者，“历史研究的目的是总结信息事业历史的经验教训，让我们聪明，不走弯路，不犯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

1953年，27岁的方汉奇进入北京大学教授信息史，1957年调到人大。 当时，全国只有两人从事信息史教育。 在这个未开垦的行业，方汉奇开始了近70年的耕耘。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的信息事业是舶来品。 民国时期，情报学高等教育以美国为典范。 那时，刚成立的新中国有必要建立自己的情报学高等教育体系。

方汉奇说，当时在北大教书的是民国情报史学家戈公振写的《中国新闻学史》，但这本书只有1927年，共产党的新闻史是空白的。 为了上好课，他自己“找米下锅”，在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里乱跑，读了2000多本书。

他的书房里至今仍收藏着一只墨盒。 这是20世纪30年代戈公振在北京荣宝斋定制送给《申报》同事黄寄萍的。 此后，黄寄萍成为方汉奇的岳父。 方汉奇从公公那里收到墨盒时，可能没想到自己会把信息史研究推向另一个高峰。

1978年，临近中国人民大学成立30周年，方汉奇向情报学部长提出，希望撰写《中国近代新闻史》《小册子》，为周年送礼。 他本来打算写七八万字，但一写就收不住了。

两年后，这部50多万字的《中国近代新闻史》完成了。 书中包括报纸500余种、报纸1500余名，纠正前人著述错误的200余处，被信息学界认为是继戈公振的《中国新闻学史》之后中国信息史权威的著作，是信息史研究走向成熟和科学的标志。

在随后的几十年中，方汉奇用砖一瓦建成了信息史的学科大楼。 他编纂了《中国信息事业通史》，历时13年，前后有50多人参加，组织了新中国信息学科第一本具有外文译本的专著——《中国信息事业编年史》，历时20多年。 这两部着作后来被称为“中国信息史学界的里程碑”。 他编辑的《中国信息传送史》是迄今为止国内外传播最广泛、发行量最大的中国信息史教材。

“这些基础性研究对后来的研究者来说功德无量，就像最初的地图一样，显示了重要的矿产、河流所在。 ”。 王润说。

除了萩书立说之外，信息史的学科建设也在方汉奇的时候被打动了。 20世纪80年代，情报学被列为文学门类的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没有自主性。 方汉奇担任首届信息传播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后，带领多方努力，终于将情报学升格为一级学科，为今后信息传播学的大快速发展提供了学科制度上的保证。

1989年，方汉奇和复旦大学教授宁树藩等文芳阁成立国家一级学会——中国信息史学会，担任第一、二任会长。 目前，中国信息史学会正在迅速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信息传播学学术团体。

如果把信息比作广阔的长河，其源头在哪里？ 几代信息史研究者都在努力追求。

1983年，方汉奇发表了唐归义军对《进奏院状》的研究成果，不动声色地提出。 中国报纸开始出现于唐代，《进奏院状》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报纸。

在得知伦敦不列颠图书馆有一本《进奏院状》原件后，方汉奇敏锐地认识到这份罕见的古代报纸实物有助于解开古代报纸起源之谜。

于是，方汉奇请濮阳信息港伦敦分公司的记者拍下“进奏院状”的原始照片，逐字验证和分析60行复印件，结合中国古代文献的邸报记载，终于使这一页在不起眼的纸上重现光芒。

“有证据表明，将多打深井进行案例分析。 以方先生始终坚持的信息史研究方式，给学术界的后辈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 王润泽曾专门写过方先生的史料观，在关于《开元杂志》是否为印刷报纸的学术争论中，老师引用了四种以上的史料，相互证明，读来福尔摩斯破案通常是环环相扣，逻辑清晰的。

前几天，一位报纸爱好者寄来了满文版的《京报》。 这让20世纪90年代系统研究清朝《京报》的方汉奇很高兴。 “之前没有发现过满文版的《京报》，可以进一步丰富信息史研究史料。 针对报刊时代，方汉奇又开始了“破案”，最后给出了清朝初年的初步评价。 “报纸上的复印件太琐碎了，没有出现具体的人物。 否则，就能判断出更具体的年代”方汉奇有点遗憾地说。

坐在长椅上，可以保护旧书房。 出于对一方史料的执着，方汉奇在信息史长河中打捞起尘封的记忆。 他曾找过民国知名新闻人邵飘萍的家人，得到了珍贵的照片和信件，说明了邵飘萍的共产党员身份。 他还摘下《大公报》、《小骂大助》的帽子，说明《大公报》不仅帮了国民党，也帮了共产党，《大公报》最先派记者到边远地区，向全国人民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的真相。

作为史学大家庭中的新生代，信息史研究时间短，史料零散，从各种历史文献中找到线索绝非易事。 半个多世纪来，方汉奇多次制作学术卡片，在巴掌大小的卡片上摘录各种学术资料，分类保管。

“如果有战斗任务，这些卡会活着，召唤后马上消失。 ”。 打卡时的方汉奇，就像一位派兵将军。

目前，计算机已成为方汉奇收集资料的新阵地，他在1t容量的硬盘上分设了几十个文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看到好的副本他最先下载归档，积累的资料是

“咬青山不放松”，这一年廖沫沙给方汉奇的字，被吊在人大信息学院会议室，在方汉奇博士生、北京交通大学教师王靖雨看来，这是老师一生治学的写照。

“自从开始教书以来，我就认为教师这份工作是神圣的工作。 一天教师必须学习一天。 ”。 比起皓首绝经做研究，方汉奇欣赏的还是三尺高的讲台。

方汉奇的课讲得很好，在人大信息学院出名了。 20世纪80年代，他在人大开公开大课讲授信息史，场面十分火爆，窗边挤满了学生。 学生想起他的课，形容他“满座感叹服，惊为天人”。 “他一说起梁启超，有时就会一边背诵嘴里冒出的千字政治论，一边走来走去，毫无兴致。 谈到历史人物和事情，他会说与之相关的正史和野史，就像刘宝瑞在说落语一样，经常忘记下课”。

所有的知识点在他的大脑中都变成了线，学生形容他，“线中白发都是知识”。

“课很好，一个星期都很开心。 如果失败了，一个星期也很痛苦。 ”。 为了好好上课，方汉奇每次都准备“十桶水”，上课只有“一桶水”。 他有时把课程比作战争，必须有一定的深度。 不要被几个“突破”，导致全线“崩溃”。 有深度，就可以自由捕获，可以前进也可以后退，可以“东方不明亮”。

作为新中国资历最深、教龄最长的信息史学家之一，他至今已培养了50多名博士生，他们大部分已经成长为国内信息学院的中流砥柱。

每月一次的读书报告是王靖雨学习时最大的乐趣。 上午10点，来到老师的书房，坐下来，泡茶，听老师所经历的历史和历史中的人的故事。 每次徒弟，方汉奇都会出书，每月至少交流一次阅读体验。

老师一方面严格要求我们，又鼓励我们在研究中大胆思考，勇于创新。 据北京大学国家战术传达研究院院长程曼丽介绍，当时在读博士的她“肆无忌惮”地认为中新史的学术结构有问题，但方汉奇询问后鼓励她复制创意，并推荐发表。 “这件事给了我影响力，极大地鼓舞了我的学术自信和学术勇气。 ”。

程曼丽也将传播这种鼓励，并始终关注创造性学生，支持他们继续深入，努力使语言具有合理性、根据。

生活中的方汉奇经常给弟子们带来惊喜。 他给每个弟子送生日贺礼，给生病住院的学生送热腾腾的粥，记得回国外也不要忘了给学生们送礼物。

不仅是方门的弟子，还有很多年轻学者得到了方汉奇的帮助。 在成为方门博士之前，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的邓绍根教授与方汉奇进行了3年的书信交流。 “对于提问的信，方老师每次都一定回信，信中一直称呼我为邓老师。 ”。 在方汉奇的鼓励下，2005年邓绍根考上了“方门”。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徐新平更视方汉奇为领路人，当时还是“新手”的他被方汉奇邀请加入共产党信息思想研究课题组，从此将信息思想史研究扎根20多年，“做信息史研究是艰苦的工作，成果虽晚，但恒心与坚强。 徐新平至今仍没有忘记初次见面时方汉奇给自己的留言。

人大、首届信息学院的学子至今仍坚守着这样的默契，看着在食堂吃饭的老师，静静的陪在他身边，隔着拥挤的人流。

每天早上7点用微信给弟子们发早间信息，是方汉奇最近养成的习性。 但是去年，方汉奇注册了微信。 现在通讯录里有300多个朋友。

在层出不穷的自媒体面前，方汉奇绝不过时。 1996年，当打印媒体的帖子在中国开始时，他在一次演讲中专门介绍了计算机互联网的用途。 1998年左右，光是几个学生的现场指导和手写操作指南，方汉奇就开始了网络之旅。 当时，过了七旬的他成为了中国最早的“触网”读者。

清华大学信息与传播学院教授彭兰表示，她在人大任教时，曾接受过学院大班教师的短期计算机录取培训，最终只记住了五笔打字，方汉奇就是其中之一，他总是笑着说自己在使用“一指禅”输入法

1984年，84岁的方汉奇发了第一条微博，不久就成了大v，粉丝最多超过了175万人。 当时开设微博的知名人士中，只有百岁以上的语言文案学者周有光比他年长。

活跃在微博上的几年，方汉奇每天发一条，他喜欢评论国内外时事，也不忘记录生活点滴。 “这两天，怎么使用ipad，缺这个，缺那个……我不老，就不老”。 网民和他交流，说:“我还在看你的《传递历史》。 太厚了”，回答说“辛苦了”。

“对新事物敏感是信息运营商本能的追求，学习信息的人怕过时落后，要不断把自己放在时代的前沿，跟上日新月异的技术飞速发展”近两年，方汉奇又在支付宝、网上签约了车的信息。

旅行也是方汉奇扩大认识境界的形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话他经常挂在嘴边。 “文革”期间，他将学校下放至设在江西的“五七干学校”，尽管条件艰苦，方汉奇还是利用休假的机会几乎走遍了江西的主要城市。 南昌、瑞金、兴国等革命圣地是他首要考察的线路，“这不就是现在流行的红色旅游吗？ ”。 方奇得意地说。

江西到北京的旅程也无暇，研究了当时的铁路政策，买了“专属车票”。 车票上有手写停车站，到站后可以下车再上车。 15天内有效。 得到这张票后，方汉奇在杭州西湖上漂浮了船，游览了海外的滩，大同看了石窟，张家口看了洋河……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王靖雨说，方汉奇总是带着巨大的幽默和巨大的智慧应对生活中的痛苦，在“文革”时期经历了流浪汉，但他总是语气轻松，开着自己的玩笑。 弟子们有时会担心老师年纪大了，自己去食堂吃饭不方便，但他总是用“五七干学校”的经验来稳定自己的手。 那时，他挥舞着铁锹给数百人做大锅饭、做饭，说:“会在我的窗前排起长队。 因为我的手不会颤抖，所以不会掉勺子。”

方汉奇不仅做了大锅饭，在家里也担任厨师的角色。 为了照顾曾经在中学教书的妻子，方汉奇“做了15年的饭”。 湿漉漉的几十年里，他总是忘了给妻子带喜欢的巧克力冰淇淋，生日送玫瑰花，妻子生病住院时，悄悄亲吻她的额头。 之后，为了让妻子坐轮椅变得舒适，